【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自愿、强制与自觉

2019-11-06 20:25:43 端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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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教育:自愿、强制与自觉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 白峰杉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 程钢

【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自愿、强制与自觉

阎学通教授为本科生讲授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国际关系分析》

早在1998年,我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原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就对教育中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灌输’(当然要讲究方法)。越是理性层面上的素质教育,越会带有较多的强制性。”较长时期以来,教育界都流行一种看法:知识教育可以具有某种强制性,而素质教育必须是自由的,只有在松驰的、自愿的情绪状态下,知识才能内化为素质。徐葆耕教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任何教育都是带有确定目标的,没有强制性的教育是不存在的。

教育中的自由与强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发展的历程,专业教育是从几乎完全是必修课的形式到逐渐给学生一定的选择;而文化素质教育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是从完全的自由(或者更确切地应当称之为自愿),逐步加入了少许强制的元素。当然最后走向自觉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都只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进入自觉的境界。恰如徐葆耕教授指出的:“如果认为素质教育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就达不到教育所必须的培养目标。”通过强制而进入自觉,是无数大学者走过的必由之路。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强制走向自由是容易操作的,而反之则容易引起冲突,困难会很大,阻力会来自很多方面。因此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也会相对漫长,这恰恰也是文化素质教育今天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

一、课外活动为载体:自愿

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辅导员,这些都曾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出人才的大户,是清华当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其特点是人群相对固定且人数不多;对于其他学生,自愿参加的讲座、沙龙等校园文化活动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中,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辅导员队伍等是骨干,他们要努力影响和带动广大同学。

我们注意到, 在文化素质教育自愿的阶段,学校工作的重点是“小众”,是少数人,但目标是影响和带动“大众”。所以针对“小众”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少数人“独善其身”,而是通过他们去“普度众生”。“自愿”参与的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完全出于学生自愿,带有相当强的自发性,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也如徐葆耕教授指出的,有些不喜欢参加这类活动的学生(比例相当高),则完全没有达到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仅仅是基于自愿是远远不够的。

二、突出课程要求:强制

课程化是带有强制性手段,是实现对大部分或者全体学生要求的主要途径。清华目前现行的课程体系分为三个基本的层级:必修、限选、任选,体现的是对学生强制程度的由强到弱。其中必修是最到位的强制,学生也最重视;限选的定义方式是通过一组课程(称为课组)提出要求的,课组规定越具体、范围越小,则强制性越强。一个系列课程的设置要通过必修、限选、任选课程的合理配置和有机结合,体现其目标和定位。选修的机制(包括限选和任选)本身会给学生一定的自由,但课程选定武汉癫痫病的寿命后,体现的还是约束和强制。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素质教育开始设置课程,要求不断提高;90年代中期文化素质教育进一步得到强化,相应的课程建设得到重视。特别是清华大学第21次教育讨论会,在本科培养计划总的课程学分明显下调的情况下,确定了文化素质课程13个学分的要求,体现的是带有强制性的方式;采用的是分类任选方法且由于课组规模很大,所以强制的程度并不高。然而文化素质课程13个学分的基本框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为后续直到今天的工作提供了空间和可能。2006年启动了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要求学生至少修两门核心课,采用的是引入限选的方法;到2011年提高到至少5门或者8个学分核心课的要求,是强制方式的进一步强化。特别是从2008年入学的本科生开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使得我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必修、限选、任选三个层级的课程齐全,是又一个里程碑。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提出核心基础课程建设,还是继续已有的思路,在目前相对比较大的核心课程组中区分出“基础课程”提出更严格的限选要求,进一步加强强制的手段。可以预计,文化素质教育中强制手段的不断加强,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徐葆耕指出,文化素质课程教育一般会存在两个缺点:一是教师的思想、水准、作风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多数课程由于学生人数多,会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方式,难以激活学生的主动性。2006年起的核心课程建设,针对的主要是上述的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教”的问题;而本次教育讨论会我们提出的“核心基础课程”建设,重点主要是针对第二个问题,要立足清华的现有条件努力解决学生“学”的问题,也就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问题。清华的现实是,文理学院规模相对全校本科生规模而言较小,文化素质课(包括通识阶段的数理课程)以小班课程覆盖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核心基础课程”建设的可行途径是“大班讲授,小班讨论”,其中小班讨论课的建设是关键;而小班讨论的要素,除了规模(每个小班10人左右,学生背景差异化)、教室(圆桌,最好在图书资源丰富的环境里)等条件外,助教的遴选、培养和使用是核心,是重中之重。近年部分文化素质核心课程的积极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停留在强制的层面当然是远洛阳治羊癫疯的医院远不够的,强制不是目的,自觉才是文化素质教育真正的境界和追求。自觉的前提是自愿,它远高于自愿。但与自愿的阶段类似的地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会重新回到“小众”,目标当然还是影响和带动“大众”。这个层面工作的核心是需要在相对比较局部之处,营造环境与氛围。

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学历为导向的,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背景下,它在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同时,比较容易受到功利主义思潮的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大学生学习生活中河北儿童癫痫可以治疗吗过强的功利心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产生过众多杰出的圣贤,它们怀着卓绝的理想,持有坚定的信心,与功利主义作过长期的抗争,表现出了自强不息、自由活泼的精神。重新激活这些资源,让它们在现代大学的人文教化中发挥作用,为我们的大学保留一些与功利无关的学习园地,是现代人文教育中富有意义的课题。

三、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通往自觉之路

在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中,最强调自觉性的莫过于书院传统。同时西方学者对于现代教育的批评与反思,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兼具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多重身份的怀特海就指出:“在古代的学校里,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现代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标却是教授各种科目”。他还说,当理想下降到仅仅是实用的水平,就会造成教育停滞不前了。

中国教育的传统,自宋代以后,呈现为书院与学校的二元分立,它们构成了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生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书院是民办的或有民间参与的,以探求学问、砥励人品为主,比较重视自觉;而学校则是官办,主要以考试为目的,比较重视强制。历史上知名的理学传统,就是依托书院形式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了大学模式,最早是兴办学堂(或大学堂),它演化成为近代的学校(包括大学)。在建设学校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没有处理好书院与学校的关系。书院传统急剧衰落,形成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教育生态受到破坏。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复兴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它不但可以接续传统,还可以构筑文化素质教育通向自觉的道路。

中国的大学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如何与中国传统相融汇、将探求学问与砥励人品相结合的基本课题。清华大学一直有会通中西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中西融汇的成功经验。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设、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构建,还有体现梅贻琦老校长办学思想和大学价值理念的《大学一解》。其中,梅先生的《大学一解》,中心思想就是要将中西两种大学理念融为一体,体现出将西方大学理念中国化的努力,融汇了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精髓,也折射出清华通识教育的传统。

非专业的学习社区是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其角色是对大学教育生态中过分专业化的一种反拨。而这种“师生共同体”的形态本质上就是梅贻琦《大学一解》的“从游”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它们在学习活动中更讲求知行合一,主张知识与价值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单纯地发展学术。它们鼓励同学将知识内化为智慧,并升华为君子的人格。与专业化的大楼相比,它只是楼旁的小草。这种业余活动的持久存在,以其笃敬真诚的精神,或许可以为守护大学文化生态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斯之谓也。文化素质教育由于历史很短,教师中的共识明显不足,同时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也需要时间。通过我们每个人微薄的努力,希望我们的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他们这代人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基于我们已有的基础面对未来的挑战,通识无疑是关键所在;但这里的“通”不是“普通”,而是“贯通”。

中国大学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1921年蔡元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阐释其大学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书院可为载体),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这与梅贻琦先生《大学一解》所勾画的大学相当一致。先贤们在近100年前规划出的目标与途径,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文化素质教育任重道远,其面临的困难从根本上讲是源于现代高等教育的深刻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素质教育从完全的自愿,通过逐步加入强制的元素并努力走向自觉。历史地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我们为当下寻求方向的依据,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坚持就没有发展。

来源:《新清华》增刊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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